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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丸哈哈哈
於 2023/12/3 下午 0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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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3證據轟蔡英文「最獨裁總統」！郭正亮嗆：民主大笑話
2023-10-21 中時新聞網 陳政嘉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1021000030-260407
教育團體日前指出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進入高中舉辦研習活動，引發外界關注。國民黨立委鄭麗文也在質詢時痛批，民進黨的轉型正義跟威權時代有甚麼不一樣，不斷挑起仇恨對立，「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兩樣！」對此，前立委郭正亮表示，總統蔡英文「有史以來最獨裁的總統」，不只用黨產會鬥爭國民黨，把潛艦等重要決策收歸國安會；連對民進黨內都用中評會停權威脅，訂下鐵律不准有異音，讓立委淪為橡皮圖章；蔡英文這樣做黨主席、做總統，本身就是民主大笑話。
郭正亮20日在政論節目《新聞大白話》表示，黨產會跟促轉會，大家都認定是民進黨的專屬機構，雖然是立法院多數通過法律成立這兩個機構，但政治性非常強，不用多說；政黨輪替，一定會解散這種亂七八糟的機構。
郭正亮直言，民進黨又不是革命政權，成立黨產會每天鬥國民黨，全世界哪有這種民主政治！黨產會早就該改名叫「鬥爭國民黨委員會」。大家都知道黨產會的政治意涵，教育部長潘文宗答詢時還裝不懂，真是丟臉。
郭正亮也點名總統蔡英文，從前總統陳水扁、馬英九到現在蔡英文第二任，蔡英文是「有史以來最獨裁的總統」，700多天不開記者會，潛艦國造等重要決策都收到國安會，哪有人這樣治理國家！
郭正亮指出，蔡英文通過萊豬進口之前，民進黨立院黨團都不知道，當時綠委林淑芬、劉建國、江永昌都違反黨團決定，投下反對票；陳水扁時期都是用罰款處理，最多就罰五萬，讓立委為自己行為負責；蔡英文卻是「訂下鐵律」再犯就送中評會、停權，就知道這個人有多獨裁。整個政黨都沒有聲音，政策都只能聽蔡交辦，立委淪為橡皮圖章，民進黨從來沒有這麼沒有聲音過！幾乎把立委權力都收回去，停權就不能被提名，誰敢違背？哪有人這樣做黨主席、做總統，本身就是民主大笑話。
郭正亮也點名現任黨主席賴清德，要不要面對這個問題？一天到晚在講民主與專制，結果自己越來越像共產黨，再讓民進黨執政下去還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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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丸哈哈哈
於 2023/12/3 下午 0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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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倫不類的比喻，談克羅埃西亞的「轉型正義」
2019-07-21 風傳媒 許劍虹/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https://www.storm.mg/article/1474776
前陣子在關鍵評論網上，刊登了一篇由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博士生楊光舜撰寫，比較克羅埃西亞與台灣「轉型正義」的文章《上任就移除獨裁者雕像，克羅埃西亞總統給台灣的轉型正義啟示》，讀起來讓筆者感到漏洞百出。起碼對於巴爾幹半島這100年來發展的歷史，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彼此之間的關係與現狀，作者都嚴重缺乏瞭解。
因為自南斯拉夫解體以來，無論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以及科索沃等國家，都對狄托（Josip Tito）這個曾經一統南斯拉夫的強人進行不同程度的否定。但是這些否定，是否能與民進黨在台灣推行的「轉型正義」相提並論？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先瞭解狄托的歷史背景，還有他在國際社會上有哪些的評價。
首先從國際地位來看的話，狄托與蔣中正唯一的雷同之處，是兩人都率領自己的國民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與英美盟軍站在同一陣線。除此之外，兩人再無第二條類似之處。狄托也正如楊光舜所描述的，對於克羅埃西亞而言並不是「外來政權」而是「民族之光」，只因為他本身是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混血兒。
反觀蔣中正，則因為祖籍是大陸浙江的關係，始終被許多獨派視為「外來統治者」。其次則是狄托曾以奧匈帝國士兵的身分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卻不幸在戰場上為俄羅斯帝國的軍隊所俘。對狄托而言，不幸中的大幸是俄國隨即爆發共產主義革命，他也在列寧（Vladimir Lenin）的影響下，成為國際共產黨的一份子。
蔣中正本人，雖然曾在國共撕破臉前，為共產國際單方面指派為執委主席團名譽常委，但「名譽常委」終歸只是「名譽常委」，他沒有一天正是成為過共產黨的黨員，無論是國際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從1927年4月開始，蔣中正更是成為全世界最堅決的反共領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括狄托在內的歐洲共產黨人，在蔣中正的定義中也是中華民國的敵人。
狄托與蔣中正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兩人戰後加入了完全不一樣的同盟體系。在蔣中正的領導下，中華民國成為了美國在亞洲圍堵共產主義的頭號夥伴。來自政工幹校的特工，甚至還遠赴拉丁美洲國家，指導美國扶持的右翼政權鎮壓左派。可見中華民國的反共範圍不只限制在亞洲，還投射到了一切遭到共產主義赤化威脅的地區。
至於狄托，則做出了與蔣中正截然不同的選擇。這個截然不同的選擇並非指狄托加入了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而是他選擇「走南斯拉夫自己的路」，既不依靠蘇聯，也不依靠美國。為此狄托在1948年與史達林的關係徹底鬧翻，南斯拉夫還為此被從蘇聯領導下的共產黨和工人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除名。
雖然處於隨時遭史達林暗殺的風險，但狄托也因為有民族主義路線的關係而擁有更多的行動自由。而且這些行動自由，往往對東南歐的地緣政治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正是因為狄托選擇在美英與蘇聯之間保持中立的原因，希臘共產黨沒有辦法有效從蘇聯手中取得物資，在內戰中徹底敗給了效忠希臘王室的國民軍。狄托的這個決定，加深了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好感。
韓戰爆發後的1951年11月4日，杜魯門政府甚至還破天荒的與狄托簽署了《美南軍事援助協議》（Military Assistan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ugoslavia），向南斯拉夫人民空軍提供包括F-84G雷霆式噴射戰鬥機在內的武器。中華民國空軍與南斯拉夫人民空軍，幾乎同時在1953年接收F-84G，但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卻比《美南軍事援助協議》晚了整整三年。
在「歐洲第一」的戰略考量下，南斯拉夫確實一度被美國視為比中華民國還更具戰略價值的盟友。但是狄托是共產黨員出身的民族主義者，他先天上就比反共到底的蔣中正更能靈活變換自己的立場。所以在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狄托又重新推動與蘇聯和解，並且和毛澤東、尼赫魯與蘇卡諾等民族主義者共同推動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
所謂「不結盟運動」，表面上來看是不在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中「選邊站」。可實際上，參與不結盟運動的領袖，除了毛澤東與狄托外，大多數是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日本帝國合作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極右翼人士。根深蒂固排斥西方的他們，不可能做出偏向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決定，而是依據各自的利益在關係日益緊張的蘇聯與中共兩強之間左右搖擺。
比方說，狄托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後，開宗明義批判中共「破壞世界和平」。為此，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還曾在1963年9月26日發表社論《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攻擊狄托為「美帝國主義附庸」。可狄托攻擊中共的目的並不是要支持美國或者台灣，只是為了替尋求對美和解的赫魯雪夫創造和平談判的政治環境。
南斯拉夫一直到狄托去世為止，都採取在蘇聯、中共與美國三方之間搖擺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從而獲得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肯定。除了新興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外，狄托也因為抵禦納粹侵略以及反對史達林的表現而深獲西方自由派的肯定。狄托都與毛澤東、胡志明、卡斯楚、切格瓦拉一樣，被視為敢於向美蘇霸權說不得民族主義者，弱小民族當自強的榜樣。
反觀蔣中正，雖然自始至終都與美國同一陣線，他堅決抗日反共的立場卻只能贏得保守主義者中間偏右人士支持。缺少革命主義者與生俱來的「浪漫主義」魅力，蔣中正向來在西方左派社群中被界定為「法西斯」，在第三世界國家則被定義為「美帝走狗」。蔣中正與狄托兩人，在西方左派勢力看來存在著天壤之別的差異，恐怕不能做如此簡單的類比。
獨派人士看待世界史、中國史與台灣史的觀點，長期以來都深受西方左派論述的影響。從楊碧川先生撰寫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一書來看，顯然在獨派人士的論述中，蔣中正是不折不扣的暴君，狄托則是勇於抵抗納粹與蘇聯的南斯拉夫民族鬥士。可見楊光舜把狄托視為「轉型正義」對象的論述，與獨派的傳統論述存在極大差異。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存在呢？希特勒與史達林雖然存在著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別，但兩人都是「歐洲一體化」的主張者。與希特勒、史達林對抗的狄托不只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主義者，還是反對納粹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一統歐羅巴的「獨派」。為此老一代反對蔣中正的獨派，把高舉共產民族主義大旗的狄托視為英雄並不奇怪。
可相對於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以及斯洛維尼亞等國的民族主義者而言，高舉南斯拉夫旗幟強迫這些國家聚合在一起的狄托，卻又是絕對的「統派」。事實上，楊光舜對狄托的外交還有推動經濟建設的手段也有所讚美，並沒有完全否定其歷史地位。可見他之所以無法如傳統獨派一樣欣賞狄托的原因，在於狄托的這個「統派」身份。
從實質意義上來看，狄托比起蔣中正還真的是100%的「大統派」。蔣中正雖然高喊反攻大陸的口號，但是他剷除匪諜與左派的霹靂手段，反而鞏固了台澎金馬地區實質獨立的地位。在南斯拉夫宣告解體至今16年的今天，台澎金馬地區仍以中華民國之名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之外，可見蔣中正從目的導向來看還是比狄托高明許多。
為什麼今天中華民國依舊延續，由狄托一手建立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過卻分裂成七個國家？南斯拉夫無論從軍事、經濟還是國際承認的角度來看都不弱於台灣，怎麼會亡國到如此徹底的地步？答案很簡單，狄托能把南斯拉夫帶起來的原因，除了極度靈活的外交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採用了遠比蔣中正還要殘酷的暴力手段。
南斯拉夫本身就是協約國為了犒賞塞爾維亞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成立的多民族國家。剛成立的時候，這個國家尚未實施共產主義制度，而是由塞爾維亞人主導的王室統治，正式國號為南斯拉夫王國。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與波士尼亞人雖與塞爾維亞人同屬斯拉夫人，但因為長年接受奧匈帝國統治的關係，在民族與宗教認同上與後者存在極大差異。
各族群間本來就十分緊張的關係，因為納粹在1941年的入侵全面爆發，種族屠殺的慘劇幾乎天天上演。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團體「烏斯塔沙」（Ustaša）在納粹的支持下，不只宣告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建國，還回過頭來對過去王國時代的優勢種族塞爾維亞人實施清洗。在接下來的四年內，只有兩股勢力試圖將分崩離析的南斯拉夫重新統合到一起。
第一股力量，是效忠南斯拉夫王室，由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上校指揮的「切特尼克」（Chetniks）。狄托指揮的共產黨游擊隊，也就是南斯拉夫境內的第二股勢力，要等到德軍在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以後才加入抵抗陣線。南斯拉夫難解的種族問題，讓較晚起身抵抗德軍，但本身是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混血兒的狄托逮到了取代米哈伊洛維奇的天賜良機。
打從一開始，「切特尼克」的目標就是在恢復南斯拉夫王國的同時，確保塞爾維亞人的種族優勢地位。而「烏斯塔沙」對塞爾維亞人實施的種族清洗，卻逐漸讓米哈伊洛維奇上校調整自己作戰的優先順序，逐漸把確保塞爾維亞人的生存置於把德軍驅逐出南斯拉夫之上。他也逐漸從一位滿腔熱血的反納粹鬥士，慢慢蛻變為殘酷的種族主義儈子手，對克羅埃西亞人施以報復。
克羅埃西亞人再也不可能回頭接受塞爾維亞王室的統治，偏偏這個時候本身是混血兒的狄托又站了出來，號召南斯拉夫人民不分族群、宗教與黨派，團結在其底下抵抗納粹。狄托的號召，吸引了大量厭倦納粹佔領與種族屠殺的南斯拉夫人民支持，也讓失去抵抗運動話語權的「切特尼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米哈伊洛維奇為了壓制共產黨的壯大，不惜策略性的與德國、義大利軍隊勾結。
此舉激怒了英國首相邱吉爾，停止了一切對「切特尼克」的支持，轉而承認狄托為南斯拉夫戰場上唯一盟國信任的抵抗力量。得到英國與蘇聯外交承認與軍事支持的狄托，就此成為南斯拉夫民族公認的領袖。來自英國與美國的支持，也讓狄托有了在戰後與蘇聯較勁的資本。在蘇聯紅軍T-34戰車與英國皇家空軍噴火式戰鬥機的圍剿下，「烏斯塔沙」與「切特尼克」都宣告土崩瓦解。
趕走德軍，並一統南斯拉夫的狄托宣布罷免流亡英國的國王彼得二世（Peter II），成立了巴爾幹半島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就如同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狄托必須要對代表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力量，即「烏斯塔沙」還有「切特尼克」餘黨實施新一波的整肅，才能確保國家的統一。
被盟軍定位為納粹幫兇的米哈伊洛維奇，並不像蔣中正一樣還有個台灣可以撤退。他只堅持到1946年3月就被狄托逮捕，並於同年7月17日被以「叛國罪」的罪名遭受槍決。剩餘的「切特尼克」不是加入狄托的人民軍，就是流亡海外堅持反共，南斯拉夫的「國民黨」就此被徹徹底底消滅掉了。至於南斯拉夫的「滿洲國」，也就是「烏斯塔沙」，下場則更為悽慘。
大批「烏斯塔沙」政權下的軍公教人員與他們的家屬，都趕在蘇聯紅軍T-34戰車開入貝爾格勒以前，隨斯洛維尼亞家鄉衛隊（Slovene Home Guard）、蒙特內哥羅國民軍（Montenegrin National Army）以及第15哥薩克武裝親衛隊騎兵軍（XV SS Cossack Cavalry Corps）等德軍扶持的軸心附庸武裝一起向西逃竄，前往奧地利向英軍投降。
只是當他們抵達布萊堡（Bleiburg）之後，卻發現英軍不只拒絕接受他們投降，還把他們強行送回南斯拉夫交給狄托。在行軍返回南斯拉夫的過程中，這些被視為軸心幫兇的軍人與眷屬不斷遭受人民軍的羞辱與虐待。尤其是克羅埃西亞的軍公教人員，更是時常遭到暴力相向。1945年5月19日到26日，在斯洛維尼亞境內更是爆發了著名的特茲諾大屠殺（Tezno massacre）。
至少有15,000名克羅埃西亞軍人與他們的家人，慘死於斯洛維尼亞的森林裡。由於狄托本人也是半個克羅埃西亞人，很多學者認為這樣的無差別屠殺毫無道理可言。但也有說法認為，這些對克羅埃西亞人痛下殺手的人民軍，許多是接受了狄托改編的前「切特尼克」軍人。他們過去本身就經歷過「烏斯塔沙」的種族屠殺，於是趁機向克羅埃西亞人復仇。
無論這是不是把狄托的責任往米哈伊洛維奇身上推的說法，在整個行軍的過程中還是有大量被繳械的戰俘與平民慘死。受到南斯拉夫亡國的影響，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提供這場屠殺的具體死亡人數，從50,000到25萬的說法都有。即便是取50,000的說法來談，還是遠遠超過了「二二八事變」加「白色恐怖」死亡人數的總和。可見真正靠殺人來維持國家統一的是狄托，不是蔣中正。
狄托殘酷殺害異己的行徑，讓許多南斯拉夫共產黨的老幹部都無法忍手，但就如同鄧小平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共老幹部一樣，他們對狄托也只能用「敢怒不敢言」來形容。極權統治的手腕加上蘇聯、英國、美國以及中共等各方列強在外交上的拉攏，都讓狄托在國內的形象無人能夠挑戰。只要狄托還活著一天，南斯拉夫就能維持強大的統一凝聚力。
更何況，二戰期間對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實施種族屠殺的「烏斯塔沙」早已聲名狼藉，狄托對他們的殺戮即便是看在英美盟軍眼中都只是「天道好還」。可「烏斯塔沙」只是克羅埃西亞的一個極右翼組織，並不能夠代表所有的克羅埃西亞人。虛偽的西方左派人士，不會去在乎慘死於人民軍之手的克羅埃西亞人究竟只是一般的軍公教人員，還是偏激狂熱的種族主義殺人魔。
比起從1927年清黨以來天天被指控為「屠夫」的蔣中正，狄托的這個殺戮行為因為符合「政治正確」，完全在左派掌握的西方學界中被遺忘掉了。擅於玩弄權力平衡的狄托，對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波士尼亞的民族主義者都採取壓制態度，讓南斯拉夫得以維持表面的和平。只是一切在他1980年去世之後，就慢慢產生了變化。
變化不是從其他地方，而是由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發酵。許多過去懼怕狄托淫威，不敢反抗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波士尼亞老幹部們公然忤逆狄托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尋求各族群的民族與文化信仰。塞爾維亞方面，出現了惡名昭彰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米洛塞維奇也是後狄托時代裡，唯一一個試圖維持南斯拉夫領土主權完整的前共產黨領袖。
只是為了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米洛塞維奇不惜對其他民族實施軍民不分的種族屠殺，讓外界質疑他已經成為了新一代的「切特尼克」領袖，而非狄托的繼承人。至於克羅埃西亞，則是在民主聯盟（Croatian Democratic Union）領袖圖季曼（Franjo Tuđman）率領下，於1991年宣告脫離南斯拉夫獨立。被視為克羅埃西亞國父的圖季曼，同樣也在二戰期間服役於狄托手下。
圖季曼的父親與哥哥在二戰時遭「烏斯塔沙」逮捕，被送入集中營關押，他的弟弟則慘死於蓋世太保手中。家破人亡的經歷，讓圖季曼成為狄托手下的紅色游擊隊，堅決反抗納粹與「烏斯塔沙」。可是在德國投降之後，狄托對克羅埃西亞軍民的屠殺，乃至於打壓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的行為，都讓他與共產黨政權漸行漸遠。
為此圖季曼遭到逮捕，成為致力於推動克羅埃西亞獨立的南斯拉夫「反對人士」。狄托顧及他對建立南斯拉夫紅色政權的貢獻，沒有下令槍決圖季曼。後來圖季曼成功帶領克羅埃西亞獨立後，雖然下令實施「去狄托化」政策，但是對老長官狄托仍懷抱著好感。無論怎麼樣，兩人都是克羅埃西亞同胞，而且都曾在一個壕溝裡與「烏斯塔沙」奮戰。
何以圖季曼要堅決的「去狄托化」？楊光舜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把格局拉高到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的角度來看，基本上就是要因應來自塞爾維亞的武裝威脅。如同實施「去蔣化」的民進黨政府一樣，圖季曼實施「去狄托化」的目的就是要與塞爾維亞做區別。儘管主張「大塞爾維亞主義」的米洛塞維奇已經與狄托大相逕庭，但他仍以狄托繼承人自居來防止更多南斯拉夫加盟國獨立。
為了鞏固克羅埃西亞人的團結，圖季曼放鬆了過往自己對「烏斯塔沙」抱持的全面否定態度，號召左右兩派人士支持政府抵禦塞爾維亞。圖季曼的「統一戰線」，賦予了極右翼勢力壯大的土壤。圖季曼甚至與晚年的李登輝一樣，公開聲稱「烏斯塔沙」代表的不只是種族屠殺，同時還是克羅埃西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徹底與老長官狄托分道揚鑣。
塞爾維亞最終沒有向克羅埃西亞發動統一戰爭，倒是大量「烏斯塔沙」的緬懷者，利用圖季曼的寬鬆政策一批又一批的加入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更何況在1991年到1995年塞爾維亞入侵克羅埃西亞的戰爭中，德國又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當中，最積極支持克羅埃西亞的。此一發展，更是讓克羅埃西亞的子民對祖先當年參加軸心國的歷史毫無罪惡感。
隨著圖季曼在1999年去世，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對極右翼民族主義人士的把關更是鬆懈。許多歌頌共產黨人抵禦法西斯的紀念碑與銅像，紛紛成為這些極右翼人士攻擊的目標。當塞爾維亞有人舉起「切特尼克」旗幟的時候，參加群眾運動的克羅埃西亞人則高舉「烏斯塔沙」旗幟。種種法西斯復辟的現象，讓美國與俄羅斯都對這個已經加入北約的巴爾幹小國深感憂慮。
為了化解來自美俄雙方的疑慮，時任克羅埃西亞總理的薩納德（Ivo Sanader）在2006年6月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克羅埃西亞的立國之本是反對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現任克羅埃西亞女總統季塔洛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因為來自民主聯盟的原因，同樣必須藉由與俄羅斯總統普丁交好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沒有法西斯的傾向。
只是直到今天，克羅埃西亞仍不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立法約束人民發表否定納粹或「烏斯塔沙」暴行的言論。根據楊光舜提供的數據，今天克羅埃西亞境內仍有70%的人認為狄托是民族英雄，剩下30%否定狄托的國民當中勢必有相當數量的「烏斯塔沙」崇拜者存在。筆者也合理懷疑，「烏斯塔沙」的緬懷者是這一系列「去狄托化」運動的主要推手。
從狄托建國之初就造成50,000到25萬人死亡的事蹟來看，筆者並不否認這位「南斯拉夫之父」得到了不成比例的美化。相比起在去世前已經把台灣建設成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蔣中正，狄托建立的國家在自己死後不到10年的時間內就陷入血腥內戰。可見狄托的治國能力，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嚴重高估，事實上他遠不如蔣中正。
要否定狄托這個被西方左派，甚至於不少民進黨人高度肯定的共產黨人，筆者沒有太多意見。就算是要否定蔣中正的錯誤，其實也是每個中華民國國民的言論自由。但是有一點筆者要提醒，是不是否定狄托就必須要肯定「烏斯塔沙」？這是一個楊光舜沒有提及，但是歐洲國家卻非常關注的問題。必定否定極左，未必較代表要鼓吹極右。
同樣的問題，是今天台灣有許多人為了否定蔣中正，回頭去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甚至把太平洋戰爭當成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來看待。克羅埃西亞肯定「烏斯塔沙」的「覺青」與台灣緬懷殖民時代的「覺青」，在這方面是多麼的有志一同，充滿共識？似乎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都是立基於對軸心國的肯定之上。
可目前的國際秩序，終究還是由當年打敗納粹與日本的同盟國，即美國、蘇聯、英國與中華民國四國所制訂下來。一切肯定軸心國的言行，都不可能為由二戰戰勝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接受。人人都不想要接受共產黨的統一或統治，但為了反共去認同希特勒的同路人，無論是台灣還是克羅埃西亞，都只會更加的被國際社會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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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丸哈哈哈
於 2023/12/3 下午 0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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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不能只淪為拿銅像作秀
2017-06-28 東網 藍弋丰/前《台灣漫畫月刊》總編輯
https://hk.on.cc/tw/bkn/cnt/commentary/20170628/bkntw-20170628000622382-0628_04411_001.html
因為家暴事件遭民進黨開除黨籍的台北市議員童仲彥，拿台北市蔣介石銅像大作文章，向台北市長柯文哲喊話。童仲彥或許因為已經無黨可依，想藉此吸收深綠選票。但大多台北市選民對這種拿銅像作秀的戲碼，恐怕已經生厭。撇開政治算計，轉型正義屢次被連結為破壞銅像，實在是把轉型正義給做小了。
轉型正義有遠比銅像更急迫、影響更大的無數項目要處理。最近就有幾件成為熱門議題，第一件是由齊柏林導演的意外身亡，挑起全台灣民眾對亞泥案的關注。民眾赫然發現新政府一眾官僚竟然對亞泥案「剛好」「合法展延」一點辦法都沒有，加上徐旭東拋出「養魚論」、「復育很好論」、「水泥國產必要論」，讓輿論氣得沸騰。
徐旭東許多言論當然不值一駁。新加坡毫無石灰礦因此水泥全數是進口，也不妨礙新加坡建設普遍比台灣更優良更有效率。而若說，保持國產水泥一定生產能量的目的，是以免萬一國際市況變化時遭到敲竹槓，那保護到竟然還外銷，且國內價格長年高於外銷價，也高於進口水泥，也早已本末倒置。但我們或許要感謝徐旭東老是說出這些跟養魚一樣說不通的胡話，而不是像台泥、嘉新一樣懂得韜光養晦一聲不吭。要不是徐旭東激起眾怒，台灣人也不會重新想起台灣整個水泥產業結構的歷史因緣。
台灣在戒嚴時代水泥業是特許行業，黨國體系只私相授受給國家允許的經營者。戰後國民黨政府接管日本時代全數公私水泥廠，成立台泥，先是由國家親自營運，不許私人插手。直到1954年「耕者有其田」政策，釋出台泥股權交換地主地權，台泥才成為民營，落到與國民黨黨政關係極為密切的辜振甫手中。
雖然辜家是黨國體系的一環，但是黨國仍要防著他這個本省勢力。於是當水泥需求提升，接著就讓江浙商人張敏鈺（浙江鎮海）、翁明昌（浙江慈谿，創辦華隆，翁大銘之父）、焦廷標（祖籍江蘇江陰，華新麗華焦家創始人）、呂鳳章（江蘇丹陽，後任華隆董事長）聯合成立嘉新水泥，張敏鈺因而得到水泥大王的稱號。
其他人想要碰水泥業？門都沒有。就算是徐旭東的父親徐有庠，原為上海遠東織造董事長，同樣是江浙勢力，也得吃閉門羹，因為徐有庠已經成立遠東針織廠（日後的遠東紡織），還讓他跨足水泥，那可不在蔣介石的規畫內。
1951年徐有庠首次申請要創辦水泥廠，遭蔣介石回絕，說是不准與國營的台泥競爭。直到台泥落到辜家手上，加上台灣經濟發展，水泥需求增加，蔣政府開放第二家水泥廠。徐有庠興沖沖的申請，結果早就內定嘉新，徐有庠的亞泥還是吃閉門羹。
徐有庠是聰明人，黨國體系的神經中心就是情治系統，日後台灣人會發現情治第二代不管是想往新聞、演藝，或是學術發展，真是無往不利，一門多傑都能輕鬆發光發熱，在民主化時代都還能有這樣的「餘蔭」，在黨國時期當然更是不得了。徐有庠找來情治系統的王新衡，由王新衡擔任亞泥董事長，徐有庠自己反而居於旗下擔任總經理，這樣安排之後，亞泥終於在1957年獲准成立。
如果台灣水泥業是開放市場、自由競爭，那麼徐旭東要每天講「幹話」，大家也無話可說，偏偏從最開始就是特許事業，連徐家自己都曾經被擋在門外，特許者則受到特別保護，繳給政府的權利金少得可憐，還管制進口，養肥這些特許經營企業。不論營造產業歷年來再怎麼爭取，不論國家政策上應該保留本身礦藏，並進口內含能源（水泥製造過程高耗能，進口水泥等於連帶進口他國的能源），進口管制政策就是不動如山。
而亞泥花蓮礦權「剛好」「合法展延」，搞得環保署長李應元碰了一鼻子灰，經濟部長李世光一頭霧水，不知該怎麼處理這個「合法」問題。其實，這就是標準的轉型正義問題。如果不去檢討這是最初黨國結構時代特殊情況所導致，當然一切通通都合法。就如同納粹德國的一切行為當然也是合乎納粹的法律。
類似的狀況可不只水泥業。近來輿論熱議裕隆接受百億補助，電動車卻毫無發展。網路諷刺說特斯拉在台灣開賣，許多車主已經開著電動車來回北高，並實地測試過特斯拉的無人自駕功能，而當初特斯拉本來計畫來台設廠，許多業界傳聞言之鑿鑿，暗指就是裕隆動用政商關係重重阻礙，最終只好放棄，美其名是「保護」國產市場，結果裕隆到現在也沒能產出什麼電動車來。
但裕隆虧欠台灣的可不只電動車。裕隆一樣來自於江浙，由上海企業家嚴慶齡成立，以完成蔣介石「國車國造」的迷信幻夢。政府為了扶持裕隆，用關稅與各種障礙讓國人難以購買進口車。裕隆卻回報以「飛羚」，在黨國時代成為媒體大力宣傳的目標，在各種報導上只有誇讚，但是逃不過台灣駕駛人私底下的唾罵，開過的都大喊爛車。
裕隆日後在2009年再度推出納智捷，媒體上一樣歌功頌德，但是一樣逃不過真正消費者的批判，在台灣網路版面上經常遭到駕駛人以英文發音諧音稱為「垃圾菌」。在中國網路上遭到的抨擊更是猛烈，各種諷刺揶揄說得相當難聽，略舉數例：
「怎么才能让我的纳智捷车价值翻倍？ 答：加满油」
「纳智捷的说明书最后两页一般是什么？ 答：公交车时间表」
「中国为什么需要人行道？ 答：为了保证纳智捷车主能走回家」
「纳智捷后排乘客叫什么？ 答：缓冲器」
在此同時，台灣人長年有了「進口車很貴」的印象，也常常發現明明是同款車，到了台灣遊組裝廠做成「國產車」就少了這少了那，尤其是許多安全配備，台灣駕駛人就這樣長年忍受不公平待遇、不安全的車輛。裕隆卻發展出產官學的綿密關係，不斷拿補貼與計畫，毫無自覺這家公司之所以能存在，完全只是因為保護體系下慷全台灣人之慨的結果，還自認功勳卓著。甚至，當台灣消費者都早知道台灣安全測試不如歐美時，裕隆還敢放話說進口車不用再經過測試是「政府保護進口車」，讓全台灣所有暗恨裕隆已久的車主一聽之下簡直傻眼。
黨國時代遺留的特殊結構問題可不只江浙幫，所謂本省官商也一樣。永豐金如今爆出弊案，但永豐集團的爭議可不只永豐金超貸案。永豐餘過去利用政商關係長年壟斷紙業，屢次以政商關係要求不當反傾銷措施阻礙國外進口紙，導致文化用紙暴漲，出版業敢怒而不敢言，坑殺書市與所有用紙消費者，美其名又是「保護」造紙業，狀況是不是跟水泥很像？
水泥、汽車、紙業，還有許多特許產業的不當保護與管制，每天都在傷害台灣下游產業與人民，長年下來又已經滲入整個政府與社會結構，糾纏不清，導致例如徐旭東還能拿亞泥員工當成人肉盾牌，這些問題，才是最需要立即快刀斬亂麻處理的轉型正義。政客若不敢打老虎，只敢對付不會反擊的銅像，藉此作秀，那叫什麼轉型正義？
而且，處理銅像真的是轉型正義嗎？
古羅馬征服高盧從南法開始，於是南法留下許多羅馬時代的凱旋門古蹟，上頭雕刻著羅馬人打敗高盧人，高盧人血流成河，或跪地求饒，或是成為戰俘、奴隸，由羅馬士兵驅趕著，這樣的形象，以紀念羅馬大軍的豐功偉業。遭羅馬統治久了以後，高盧人也自認為是羅馬人了，對這些凱旋門上描述自己的祖先遭打敗、羞辱，一點也不在意，還很高興當年羅馬征服了高盧，讓他們都可以生為羅馬公民，可說真是「認賊作父」。
千年之後，羅馬帝國早已滅亡，歐洲歷史最後走到了民族國家興起，民族主義發展的年代，法國開始建立自己的民族認同，以高盧公雞為法國的代表，認為自己是光榮的高盧人，哎呀，這下子那些南法的凱旋門古蹟豈不是尷尬了，法國人是不是得要把凱旋門古蹟上所有浮雕都給挖掉？怎麼可能！法國人好好的保護這些古蹟，如今成為觀光要地，還申請世界遺產呢。
清末，滿清政府為了貶低革命黨人，官方文書上總要給他們的名字加個偏旁，例如吳越就被加個木字旁成了「吳樾」，吳越在清末發動自殺攻擊身亡，後來滿清倒台，民國成立，這些革命黨從大逆不道的反賊成為「先烈」，那應該要轉型正義，幫他「正名」回吳越吧？不，吳越的革命黨同志們，認為被滿清加了個偏旁，代表是「烈士」的光榮象徵，所以反而特別要保留稱他為「吳樾」。
轉型正義是要消除極權的影響力，消去或改變它的意義，不是破壞物質的實體，是要消去對蔣介石的崇拜，不是打掉蔣介石的銅像。否則，百年以後，台灣人告訴子子孫孫，過去曾經有這樣一個離譜的獨裁者，竟然在全國連個丁點大的公園都要設個自己的銅像，小朋友大笑三聲以後，問：那銅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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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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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丸哈哈哈
於 2023/12/3 下午 03: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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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嘉豪答中評：文化台獨會成功嗎？更大反彈
2017-03-10 中評社彰化3月10日電（記者 林谷隆）
http://www.crntt.tw/doc/1046/0/4/5/104604516.html
針對蔡政府近期推動去蔣化、批判大學“一中承諾書”、及孔子展去掉“萬世師表”等文化政策，國民黨彰化縣青壯派議員曹嘉豪9日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蔡政府推動的文化台獨，只是為安撫內部的情緒。所謂的台獨，只是深綠的虛幻追求。民進黨已經全面執政，要他們真獨，反而說“窒礙難行”。所以“台獨騙選票，真獨不敢要”。兩岸關係，不是為敵或為友單一選擇。
曹嘉豪，1981年出生，中州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畢，曾任蕭景田立委助理、中國國民黨第十九全黨代表。父親曹明正曾任彰化曹氏宗親會理事長、4屆國民黨彰化縣議員。曹家在員林地區基層實力雄厚。
對於近來台灣獨派動作頻繁，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日前提出警告，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而且這種統一方式會給台灣社會和民眾帶來巨大傷害。
曹嘉豪表示，令人遺憾，蔡英文身為台灣的領導人，整個執政團隊的格局竟然這麼淺見。綜觀所有的局勢發展，我們都可以了解，台灣跟大陸的關係，不是只有為敵、或是只有為友，這麼單一的選擇。民進黨就算不想跟中國大陸為友，也不用跟大陸為敵。
曹嘉豪認為，一味的教育台灣的子弟、子民去仇恨中國，倒不如建立台灣的尊嚴還比較重要。台灣的尊嚴不是建立在文化台獨，或是族群的分裂。台灣應該要讓經濟富裕起來，才有立足點可以建立尊嚴。手頭上有錢、有實力，才有辦法來尋求抗衡。
曹嘉豪告訴中評社，藉由文化來分化，不見得能獲得台灣民眾的共識，反而會製造更大的反彈。就拿蔡政府進行一系列去蔣化來說，當時台灣政局震盪不安的時刻，任何一個人在那個時候領導台灣，可能都會做出相同的抉擇。這有其時空背景，不能用現在的思維來追殺過去的歷史。難道以後樹立蔡英文人像，也要去塗抹毀壞嗎？這是無限內耗的迴圈。
民進黨在首次執政時，阿扁也曾推行“法理台獨”，後來發展證明失敗。現在力推文化台獨，這條路會成功嗎？
曹嘉豪大笑幾聲表示，現在蔡政府推動的台獨措施，只是為了安撫內部的情緒。他深信一句話，就是“台獨騙選票，真獨不敢要”。實際上的台獨，只是深綠的虛幻追求。現在讓民進黨從中央到地方、立法院都全面執政，反而是窒礙難行。特別是許多地方首長都已經上任超過兩年，也沒有聽到他們講“獨立”兩個字，這不是騙人民的選票、欺騙人民的情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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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篇)
呆丸哈哈哈
於 2023/12/4 下午 0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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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轉型正義不適用原民歷史正義，聯合國何苦提研究報告？前考試委員三點籲執政黨落實蔡英文原民政策
2016-07-19 Mata Taiwan
作者：Iban Nokan（伊凡·諾幹），泰雅族，台灣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者，為前考試院考試委員，並代表民進黨參選2014年臺北市山地原住民市議員。
https://www.matataiwan.com/2016/07/19/indigenous-transitional-justice-includes-historical-justice-tsai-ying-wen/
2016年5月27日，林雍昇（科隆大學刑法暨國際刑法法學博士）於《民報》（Taiwan People News）發表 〈威權體制的轉型正義不應與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混為一談〉 專文，指出：
「從根本理論上，處理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正義，與回復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本質差異。」「處理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正義，主要追究的是加害人個人或特定團體所屬成員的刑事責任，即使後者最終仍是個人的刑事責任。……反之，有關於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追求中所譴責的乃是集體責任，所要恢復的亦是集體權利。」
「『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究責的主體，前者是集體，後者是個人，若想要適用同一種追訴程式來同時解決兩者的冤屈，在方法論上，在制度建構的邏輯上，就必然犯了致命的錯誤。轉型正義偏重國家對過往事件透過準司法及司法程序以撥亂反正，歷史正義則更著重國家於行政與立法權對過往作為的道歉及未來的承諾。」「這兩種『正義』既然有本質上的重大差異，混合於同一法律中處理，恐怕將造成全盤皆輸的結果。」
「較好的方式，無疑是針對本質迥異的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另以一特別法制加以處理（例如《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才能為原住民族謀得最大化的權益；而非混藏於轉型正義工程中，去爭取不具未來性的過往損失。」
對於林博士的見解，本人歉難苟同，並謹初步回應如下。
一、「轉型正義」應包括「歷史正義」
雖然，江宜樺也在其〈臺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論文中表示：
「有人將轉型正義應用在主流社會對邊緣社群的長期壓迫，而如今必須採取的補救措施（如美國白人對黑人的剝削、加拿大白人對原住民的壓迫、或各個社會男人對女人、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欺凌等）。但這顯然是一種擴大解釋的作法，恐怕會治絲益棼，因此較少為學界所接受。」（思想編委會編著，《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2007年，頁68）
但是，人權與法律學者Ruti G. Teitel在其《Transitional Justi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書中卻明確指出，轉型正義包括以下幾個層面：刑事正義、歷史正義（對高壓統治的過程進行歷史之清算，發掘真相藉以凝聚社會之集體記憶，重建政治認同）、補償正義（恢復受害者權利，或給予賠（補）償）、行政正義、憲法正義（重新建構憲法，進行制度變革，以建立合理持久的統治秩序）。
依據學理，並未將「歷史正義」排除在「轉型正義」之外。更何況，原住民族是戰後臺灣威權統治時期的受害者，在中華民國政府國家暴力下接（劫）收日本帝國掠奪自原住民族之領土（即不當國產）、強制推行國語運動致使各族群語言瀕臨死亡、以及實施同化政策導致原住民族喪失文化身分與族群認同等各項侵害原住民族人權事項，本來就屬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應行處理事項。
二、促轉委員會是處理歷史正義的主要作法
2004年8月3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向安全理事會提交「司法衝突中和衝突後社會的法治和轉型正義」報告（S/2004/616），對於「轉型正義」概念，認為係指「包含與一個社會為撫平過去的大規模虐害行為所遺留的傷痛，確保究問責任、伸張正義、實現和解而進行的努力的所有相關進程和機制。
這些進程和機制可以包括「國際社會參與程度各有不同（或根本不參與）的司法和非司法機制、起訴個人、補償、真相調查、制度改革、審查和革職辦法，或其中任何一些的組合」；而且「在需要轉型正義的地方，戰略必須是全面的，包括兼顧起訴個人、賠償、尋求真相、改革機構、審查和革職的問題，或這些行動的任何適當組合。聯合國必須通過事先規劃和協商，審議不同的過渡司法機制會如何相互作用，以確保它們不互相衝突。例如，現在普遍認識到，真相委員會能夠積極補充刑事法庭」。
以此推論，未來將於總統府設置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只是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輔助性作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事項仍應列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規範、處理。
三、司法與非司法處理原民轉型正義，不可偏廢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原住民族權利專家機制第六屆會議（2013年7月8日至12日）提出的研究報告（A/HRC/EMRIP/2013/2）中論述「原住民族和轉型正義進程」，例如：「符合國際人權規範和標準的轉型正義過程和機制應努力考慮到衝突的根源，並解決有關的所有侵犯權利的問題。對原住民族而言，這包括在衝突情況下產生的侵犯人權問題，原住民族在衝突中時常是突出的受害群體，還包括與原住民族喪失主權、土地、領地和資源，與違反原住民族與國家簽訂的條約、協定和其他建設性安排，以及與其被殖民化的集體經歷有關的各種冤情。」
換言之，為了伸張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應由司法和非司法進程和機制來實現，包括起訴、尋求真相、補救方案、機構改革，或上述幾項的適當組合。這些機制是相互聯繫的，任何一種機制均不能代替另一種機制。
試問，如果轉型正義不適用於原住民族，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原住民族權利專家機制何需提出相關研究報告？
懇切期盼立法院本黨黨團朝府、院雙管齊下同時處理戰後威權統治時期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包括歷史正義）事宜的方向制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落實蔡總統英文原住民族政策主張，以免陷總統於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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