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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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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於 2026/2/11 下午 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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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與族群問題
2007-03-01 本文刊載於
「莫漫逢人說兄弟，鬩牆貽笑最傷情。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莫，重重疑案未分明。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以上這首詩，是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經參與日治時代台灣的民族運動的葉榮鐘，與林獻堂唱和的一首七言律詩。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多之後，曾經在日治時代領導民族運動達廿年的林獻堂，遁居日本不歸。林氏在《東遊吟草》中，有一首題為<次鏡邨氏鐮倉晤談有感原韻>的七律，也顯然是有感於二二八事件而發：
「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以上兩首有感於二二八事件的詩作，都以「兄弟鬩牆」來形容。當我們低吟前人詩句，感慨「莫漫逢人說兄弟」、追問「底事兄弟相殺戮」、喟嘆「欲和難追白雪吟」時，我們不得不再追究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什麼。
二二八事件距今已屆滿六十週年，台灣自民主化以來，過去被視為敏感議題的二二八事件，雖然今天得以公開討論，但也隨著台灣社會內部政治立場的紛然、族群的分歧，或是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解釋有著迥然互異的看法。例如，二二八事件是不是一場族群的衝突與對立？族群問題是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導因？抑或二二八事件造成族群的對立？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在二二八事件已經屆滿六十週年的今天，仍然莫衷一是。
戰後初期台灣是否存在著族群的矛盾？有關族群問題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到底有無因果關係？這些歷史課題，可能因不同族群對於事件的記憶落差和認知互異，而有南轅北轍的解釋。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馬英九在一場研討會中說：「二二八事件並不是族群衝突，而是官逼民反」；即使在台籍學者中，也有否定族群因素的看法，例如學者吳乃德就認為：「中國認同者認為該事件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比較是政治權力的恐怖，以及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殘害。」[1]
本文以族群問題為中心，主要目的在探討族群問題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希望能解答前述的問題。為了能掌握歷史時空的氣氛，本文採用許多當時人的回憶及見聞，其中有台籍人士，也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希望以他們的見聞，參照比對，而能貼切掌握歷史事實，進而從中獲取教育的意義，俾免受到今日政治目的之干擾，而影響對史實的認知，失去歷史教育的作用。。
二二八事件之前是否有族群問題？
1895年滿清帝國在馬關條約中割讓台灣給日本之後，台灣掀起全島性的抗日行動；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面對著前來接管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台灣全島則普遍掀起歡迎與期待的熱潮，其熱烈的氣氛，顯然為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所罕見。歷經上述兩次的政權轉移，台灣人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反應。
以下試舉幾位社會精英之言動，可以想見戰後台灣社會對新來政府的期待與歡迎：
擔任法院推事的吳鴻麒，在日本投降的翌日(1945.8.16)的日記上，這樣記述著:
「早朝出北﹐台北市上與常日無異﹐唯日人皆意氣消沈﹐台人則歡喜現於顏色」
日據時代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發起「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參與「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葉榮鐘，追憶當時的光景說：
「各地方仿效築造﹝歡迎的牌樓﹞，一面歡迎的對聯也陸續出現，到處國旗飄揚，喜氣橫溢，真不愧為光復的新氣象。」[2]
作家吳濁流描述當時台灣人對於來自「祖國」的接收人員，這樣敘述：「對這些接收人員，台灣人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方式歡迎。」[3] 吳濁流並描寫當時國府軍隊進入台北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的情形說：
「十月十七日，從祖國來了第七十軍的三千人，與長官公署的官員一起在台灣登陸，這一天的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說，遠從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趕來的也不少。軍隊所經過的路兩旁，砌成了人牆，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地並排站著，使我覺得異乎尋常。學生、青年團員，還有樂隊，連謝將軍和范將軍也被抬了出來，大刀隊和藝閣也著實不少！」[4]
台南縣佳里鎮的著名文學家醫生吳新榮，在參加地方上的「國慶」慶典時，也這樣有感而發：
「在這瞬間我們感激之至，不覺流淚，不期在此一生，台灣竟能光復，我們能做一個中國人了。」[5]
花蓮名醫張七郎為了搭建歡迎國民整府的牌樓，勤練書法，其中有一對這樣的對聯：
「治世三民無慚國父；
共和五族一樣弟兄」[6]。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也寫下這首七言律詩：
「一聲和議黯雲收，萬里河山返帝州。
也識天驕誇善戰，那知麟鳳有良籌。
痛心漢土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
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7]
類似以上的史料，多不勝舉，在在顯示終戰後台灣民眾普遍將中國視為祖國，而竭誠歡迎與期待。[8] 可見終戰之初，實無族群的芥蒂與歧視問題。
然而接收工作開始之後，情況開始改觀，誠如當時來台的中央社特派員葉明勳後來的回憶所說：「政府來台接收的人員，很多以接收大員自居，言行中便有令人不屑的優越感，對滿腔熱忱以迎漢官威儀的台灣同胞，自然熱忱大減，轉為失望。」[9]
台人所遭遇的歧視與不平等
其實，台灣人「熱忱大減，轉為失望」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接收大員「言行中有令人不屑的優越感」而已，而是台灣人明顯受到不平等的歧視對待。
台灣人不僅在歡迎心目中的祖國之後不久，開始面對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的局面。甚且更面對族群上的差別待遇與歧視現象。以下試舉實例來了解。
「外省人」壟斷權位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
省參議員郭國基曾經在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第二次會議中指出，現在台灣自行政長官以下各處長各縣長各市長之中，僅有三位縣長是台籍人士（台北市長游彌堅、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其餘二十餘人全為「外省人」。[10]。
1946年底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上層的官員，從行政長官、秘書長、處長、副處長到主任秘書共21名高層人員之中﹐只有1名台籍人士。[11] 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遭處決。
在長官公署的316名中層官員當中﹐台省籍人士只有17人﹐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12]
從以上資料顯示戰後中國大陸人取代了戰前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而佔台省高級公務員中之絕大部分。再根據1946年11月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發表的統計，台籍官員比例更小，在簡任及簡任待遇級的官員（共計327人）當中，台籍官員僅占0.82％；在荐任和荐任待遇的官員（計2639人）之中，台籍人士也只佔6.63％而已。[13] 從省署這項統計看，「光復」後台灣人的政治地位顯然沒有光復。 無怪乎監察委員何漢文在調查報告中指出：「服務機會不均等﹐如各機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居多﹐而台灣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14]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月後，上海出版的《新聞天地》刊登署名「梁辛仁」的文章─〈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就對上述的現象發出了「良心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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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6/2/12 下午 07: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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