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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者：	木蘭
時間：	2026/2/17 上午 03:28:00
標題：	美國和中國正處於毀滅的邊緣
內容：	死裡逃生的最後機會 David M. Lampton與王繼思 2026年3月/4月刊，發佈於2026年2月12日自2010年代初以來，北京和華盛頓的關係穩步從謹慎接觸轉向緊張對抗。雙方逐步採取了國家安全戰略，將對方視為對其核心價值、政治合法性和重大國家利益的主要威脅，而不僅僅是競爭對手。這一演變不僅受外部事件驅動，也受到國內政治動機、官僚運作以及對自身脆弱性、衰落和地位根深蒂固的焦慮的影響。兩國日益強硬的威懾手段導致國防、經濟、文化和外交領域的摩擦不斷加劇。最初的對沖行為已演變為相互強化的策略姿態，並將長期敵對作為政策的指導原則。如果兩個最強大的國家圍繞著相互敵對來制定戰略，那麼這個世界將充斥著軍備競賽、制度癱瘓，以及對氣候變遷、疫情和金融不穩定等共同威脅的忽視。在這樣的世界裡，衝突很容易失控。如果缺乏有效的製衡機制，目前的趨勢可能會將兩國社會和國際體系鎖定在一種受控敵對、繁榮衰退和長期不安全的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下，競爭本身成為目的，而代價將不再僅僅由北京和華盛頓承擔，而是由全世界共同承擔。換言之，如果北京和華盛頓加速競爭，繼續壓縮集體解決問題的空間，世界將變得更加不健康、不平等和危險。此外，在不信任和國內政治壓力驅動下，緊張局勢不斷升級，如今的危險與其說是蓄意衝突，不如說是意外事故。例如，2001年4月中國戰鬥機與美國EP-3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附近相撞的事件；又如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的事件（美國堅稱這是一起意外事故）。如果此類事件在當今情況下發生，不僅可能引發戰爭，甚至可能引發核戰。然而，這一趨勢並非不可逆轉。未來幾個月或許會出現一個難得的窗口期，屆時雙方的政治發展、經濟需求以及戰略疲軟都將為穩定和正常化雙邊關係創造有利條件。這樣的機會稍縱即逝。身為研究美國和中國的資深學者，我們經歷了近六十年來雙邊關係的起伏，深知兩國間對抗的陰影。但我們也同樣不願看到新一代陷入新冷戰。若不採取及時而審慎的政策行動，慣性和競爭將默認佔據主導地位，從而增加爆發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對抗的風險。世界需要的與其說是回歸美中傳統的交往模式，不如說是實現關係的新型正常化，將雙方從衝突邊緣拉回來。嵌入敵意目前，雙方都以最壞情況的假設來看待對方。在華盛頓，中國通常被視為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技術優勢、經濟主導地位和民主規範構成主要係統性挑戰的對手。在北京，美國則被廣泛視為試圖遏制中國崛起、削弱中國共產黨、並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維護「美國優先」霸權的核心力量。這些認知不再局限於言辭，而是根植於軍事規劃、聯盟與夥伴關係結構、出口管制機制以及公共外交之中，有效地將兩國鎖定在一種持續的互不信任和相互敵對的狀態中，即使是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好峰會也無法消除這種狀態。這一現實的深度和後果在軍事、經濟和外交領域均有體現。例如，由於核武力量和常規力量的快速現代化，以及太空、網路技術和人工智慧系統等新型作戰能力的擴展，軍事威懾變得日益複雜、不確定且難以實現。這種複雜性將促使各國透過增加武器數量和種類來規避風險。一場迅速升級的軍備競賽已經展開，無疑增加了不確定性，也帶來了更高的成本。同時，西太平洋地區的海空衝突日益頻繁，中美兩國軍隊多次差點交火。無論是因為誤判、意外事故或危機升級，爆發動能衝突的風險不再是紙上談兵。而一旦發生此類衝突，雙方將是兩個核武大國和世界兩大經濟體。在經濟上，中美相互依存曾被視為雙邊關係中不可或缺的穩定力量，並且無疑地對全球經濟成長做出了貢獻。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其人均GDP為1,065美元，而美國為3,7133美元。到2023年，這兩個數字分別達到12951美元和82769美元。在此期間，兩國各自的地位都得到了顯著提升，儘管兩國內部的動盪也帶來了一定的破壞性影響：中國東北地區和美國中西部地區都遭受了嚴重的失業衝擊。鑑於上述原因以及近年來日益緊張的安全關係，兩國已將相互依存主要視為一種脆弱性，經濟利益服從於國家安全。全面的出口管制、產業政策和供應鏈重組優先於效率和成長，「脫鉤」、「降低風險」和「自力更生」等措辭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現實：兩國都願意承擔巨大的經濟成本以減少對彼此的依賴。這種經濟支柱的削弱不僅損害了雙邊穩定，也加劇了全球市場的分散和不確定性。近期稀土元素貿易和高容量晶片銷售的中斷便是兩個顯著的例子。在文化和外交層面，相互不信任如今已影響著公眾輿論和外交政策的走向。儘管中國並未公佈每年接待的美國遊客數量，但普遍認為，這一數字僅為新冠疫情爆發前的幾分之一；事實上，如今在北京街頭幾乎看不到西方人的身影。學術和科研合作尤其受到限制，2024年至2025年間，獲得美國國務院F-1簽證的中國留學生人數下降了近27%。兩國學生、教授和研究人員都如履薄冰。一些美國州正在透過立法限制與中國教育機構的合作，而中國教育工作者則表示，國內基層官員對與美國人進行新的學術合作持謹慎態度。隨著民間關係日漸疏遠，兩國政府越來越傾向於從地緣政治和文明的角度來解讀雙邊關係，這使得兩國關係的利害關係超越了單純的政策分歧，任何妥協的跡像在國內都可能引發政治危機。第一輪我們兩人都曾經歷過這樣的局面。我們都已年近八旬，還記得美中之間的敵對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它體現在戰爭、意識形態上的反感以及對核毀滅的恐懼之中。對我們這個年紀的美國人來說，韓戰是一場國家創傷，它強化了中國及其盟友北韓作為戰場對手的形象。人們失去了親人和朋友。超過三萬名美國士兵在朝鮮半島的戰事中陣亡，這場戰爭也根深蒂固地滋生了一種猜忌的政治文化，這種文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影響著教育、媒體和公共生活。隨後爆發的越戰，美國與一個由中國和蘇聯組成的聯盟作戰，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持續的動員狀態。年輕的美國人目睹了大規模的傷亡和道德上的迷茫，這場戰爭最終導致超過五萬八千名美國人喪生，其中許多人是被徵召入伍的。即使那些沒有參加過這兩場衝突的人，也生活在冷戰備戰的紀律之下，在學校裡進行核攻擊演習，並逐漸接受了城市可能在幾分鐘內被夷為平地的現實。與中國同齡的一代經歷了更為巨大的動盪。韓戰為這個新生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犧牲，數百萬士兵被派往鴨綠江對岸的朝鮮半島，並將原本稀缺的資源從急需的國內重建中抽調出來。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這樣的觀念：中國士兵在韓戰中英勇作戰，超過18萬人陣亡，並在許多戰場上擊敗了美軍。但如今的中國人也知道，戰爭的最終結果是在三、八線（戰爭的起點）附近陷入了戰略僵局。而間接在越南、寮國和柬埔寨與美國作戰的代價更是驚人。據中國方面報道，應河內的請求，北京秘密地、陸續地向越南派遣軍隊，負責防空、工程和後勤保障。從1965年到1968年，超過32萬名中國軍隊被派往越南。我們這一代親身經歷了戰略敵對如何滲透到課堂、家庭和個人抱負之中。我們感受到北京和華盛頓之間持續不斷的敵對，這並非抽象的地緣政治博弈，而是一場深刻的人類悲劇，其真正的代價體現在逝去的生命、失去的機遇以及被恐懼而非希望所塑造的幾代人身上。深度重置？到了1970年代初，兩國領導人都意識到這些代價太高。在各自的副手周恩來和亨利·基辛格進行非正式會晤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和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於1972年啟動了自上而下的修復關係進程。由於兩國社會無法進行全面接觸，糾正誤解、促進和平與合作的重任便落在了兩國領導人的肩上。如今，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總統川普可能都樂於看到類似的局面再次出現。首先，2025年10月，習近平主席和川普總統在韓國釜山舉行了會晤。兩位領導人都強調了中美關係的合作與緩和，尤其是在貿易領域，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附加條件。習近平主席表示，中美應是“夥伴和朋友”，敦促雙方著眼於長遠互利，讓經貿合作成為中美關係的基石，而不是加劇摩擦的根源。根據新聞報道，中國同意恢復購買美國大豆，暫停稀土出口管制，並與華盛頓合作打擊芬太尼非法販運。作為回應，川普試圖重塑美中關係的基調。他稱習近平是“一個強大國家的傑出領導人”，這至少在言辭上表明，雙方關係正從對抗轉向以外交和貿易為基礎的合作。他對達成更廣泛協議的樂觀態度表明，這次會晤並非終點，而是邁向更全面經濟合作的墊腳石。他也將此次峰會稱為「G2」峰會，這向北京傳遞了一個全新的、更高層次的尊重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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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木蘭　於　2026/2/17 上午 03:29:00 說：

這不容小覷。中國領導人最敏感的時候，莫過於感受到美國試圖剝奪他們的尊重、孤立他們，以及他們感到自身地位弱於華盛頓。在歐巴馬時代，華盛頓明確拒絕了北京提出的「建立新的大國關係模式」的呼籲，並駁斥了將中國視為新G2集團一半成員的建議。然而，如今隨著中國實力和地位的提升，以及華盛頓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失誤，北京的信心倍增，而川普的言論更是助長了這種情緒。

需要明確的是，北京和華盛頓不應追求某種雙重霸權，否則勢必會引起週邊國家和中等強國的廣泛擔憂。但它們應該在國際體系和區域安全架構中為彼此留出空間。這樣做能讓其他國家安心，避免淪為失控的大國競爭的犧牲品。展望未來，北京和華盛頓都應將彼此的互動建立在多極化和多方結盟的現實之上。

這次韓中會談未能帶來實質的重啟，因為它主要聚焦於貿易，迴避了技術競爭、供應鏈脫鉤和安全緊張局勢等重大戰略議題。但會晤之後，川普在科技領域伸出了橄欖枝：他於2025年12月宣布，將允許美國晶片製造商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其性能第二強的半導體晶片——這一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此前旨在阻止中國獲取先進技術的政策。川普表示，「習近平主席對此做出了積極回應」。

平行回撤
種種跡象表明，兩國社會都希望從衝突邊緣退後一步。兩國民調均顯示，民眾越來越認為目前的對抗之路代價過高。雙方的態度趨於一致，認為兩國政府應更重視解決國內問題——包括不平等等——並減少或避免對外冒險。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53%的美國人現在認為美國“應該與中國進行友好合作與接觸”，高於2024年的40%。同時，清華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2025年12月發布的民調顯示，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態度正在軟化。當被問及對美國的好感度（1-5分）時，受訪者給予的平均分為2.38分，高於2024年的平均分數1.85分。（相較之下，印度的好感度在 2025 年為 2.06，俄羅斯的好感度從 2024 年的 3.66 下降到 2025 年的 3.48。）

畢竟，北京和華盛頓目前以及在可預見的未來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經濟需求：建立或重建一個強大而穩定的中產階級。兩國之間持續的衝突將嚴重損害兩國經濟以及這項努力。在中國，這種動態在去年10月舉行的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上顯而易見。會議普遍認為，經濟需要重振活力，部分途徑是製定更具韌性、更靈活、不受外交政策幹擾的經濟政策。與會代表宣布，中國應「以更大的開放度推動改革發展，尋求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實現共同發展」。這種態度讓人想起中國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改革思想，他認為中國應該安撫外部世界，以便從國外吸引更多資源，專注於增強國內實力。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了中國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長達四十年的高速成長。即將到來的對中國經濟發展政策的考驗，將是習近平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重視非國有經濟組織，並為國內更大的創新創造條件。

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口號和民主黨優先考慮民眾負擔能力的理念，同樣反映出美國是一個以國內事務為中心的國家。正如川普政府的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所宣稱的那樣，「美國像阿特拉斯一樣支撐整個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美國會奉行孤立主義——正如今年1月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被捕所證明的那樣——而是意味著美國正在尋求使其資源與承諾更加協調一致，並更加關注國內通貨膨脹問題，包括眾民和周邊地區關係。與中國的對抗似乎不符合這項考量：儘管川普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圍繞著與北京的大國競爭而製定，但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幾乎沒有提及中國。一個溫暖的日子並不意味著寒冬的結束，但這卻是一個好的開始。

閃點第一
穩定兩國關係的最佳切入點，或許出乎意料，正是其最危險的層面：長期存在的台灣問題。台海局勢日益動盪，亟需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緩和緊張局勢可能比許多人想像的還要容易。

中國2005年頒布的《反分裂國家法》列明了北京可以訴諸「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情形：即台灣宣布獨立、發生可能導致台灣與中國分離的重大事件，或和平統一的途徑完全用盡。依照中國政府本身的法律和政治標準，目前的台海局勢並不符合這些條件。此外，儘管社群媒體上充斥著各種猜測和情緒化的評論，北京方面並未正式宣布軍事接管台灣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相反，中國政府繼續重申其和平統一的立場，並強調其加強全面威懾（例如以大規模實彈演習包圍台灣）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分裂。

換言之，儘管軍事氛圍緊張，但仍有可能緩和台海問題上的政治敵意情緒。現在正是兩國相互安撫的良機。重申和平意願符合北京的利益，而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也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儘管此類聲明可能被視為空洞的言辭，但它們卻具有實際意義。言行舉止至關重要。 2025年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在某些情況下，日本可能會捲入台灣衝突，此番言論在中國引發軒然大波。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這番言論將日本與台灣的聯繫拉得更近了。此後，中日關係顯著惡化，中國對日本施加了經濟和外交壓力。如果華盛頓重申反對台北任何單方面宣布獨立的立場，不僅能夠安撫北京，還能向東京表明，華盛頓希望緩和該地區的緊張局勢。

來自另一邊的問候
北京和華盛頓還可以透過解決一些更具可操作性的問題，例如經濟和文化障礙，來邁向新的關係正常化進程。在這些問題上，兩國社會已經達成了相當大的共識。例如，中美兩國可以重新開放各自在休士頓和成都的領事館。這兩個領事館在2020年7月因雙方針鋒相對的報復措施而關閉。

北京和華盛頓還可以就雙方對標的平均關稅稅率進行談判，並大幅降低彼此的稅率。此外，中國也可以考慮降低部分出口商品的補貼水準。關稅和貿易壁壘正在損害中美兩國最弱勢群體的利益，而其隨意實施也助長了兩國以及世界各地第三方機構的腐敗。儘管中美兩國都認為他們正在利用經濟槓桿來制約對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關稅和出口管制等工具將逐漸失去效力，最終削弱兩國經濟。更合理的做法是認識到，追求比較優勢才是貿易政策的最佳出發點。這並不意味著要回歸完全自由貿易——兩國都已意識到自身存在一些有損國家安全的依賴關係，必須加以解決。但這確實意味著，在確保國家安全和互惠原則的前提下，平均關稅稅率應盡可能降低。

兩國還可以採取措施打破文化壁壘，增進對彼此快速變化的社會的準確了解。例如，一些美國觀察家預計，中國的政治結構將會發生劇烈變化，類似蘇聯解體時所發生的變革。同時，許多中國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很快就會在經濟、技術和軍事方面趕上美國。但實際上，這兩種結果都不太可能發生。然而，這些誤解已經影響了雙方的行動和政策，損害了兩國的長遠利益。如果兩國對彼此的印象缺乏現實和客觀的預測，那麼雙方都極有可能高估自身實力，低估對方的實力。

奇怪的是，反過來的危險也同樣存在──雙方都可能眼見自身地位迅速削弱，急於採取行動。例如，在一些中國人士看來，中國能否抵禦外部壓力，維護台灣獨立，缺乏信心。同樣，一些美國人也擔心美國很快就會失去對中國的技術優勢。換句話說，兩國對彼此而言都變得有些神秘，這增加了誤判的可能性。

消除這些誤解的一個重要途徑是鼓勵社會各階層之間建立更深層的連結和互動。例如，應該放寬對記者的限制。學術和研究交流也應該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然而，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行動只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為了改變現狀，兩國公民也必須積極參與。為此，兩國政府可以透過不將對方的學生、學者和媒體人員一概稱為“間諜”，來創造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最後，雙方都有責任再次開展軍事對話，這不僅是為了減少意外和誤解的發生，也是為了探討北京和華盛頓能否就一些導致兩國軍備競賽的問題展開合作。這類對話必須建立在這樣的認知之上：美中在貿易、科技、意識形態和安全方面的緊張關係並非曇花一現，而是長期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對話的起點應該是雙方共同確認（或許可以發表聯合聲明），即亞洲乃至更廣闊的地區都存在兩國的發展空間，並且必須緊急採取措施緩和緊張局勢。

“把握時機！”
如今，中美兩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學者都擁有前所未有的卓越分析工具，包括人工智慧。這種技術能力對於妥善處理全球關係至關重要。然而，即便最依賴先進技術的政策制定者也無法模擬一場真正的戰爭，因為戰爭會造成難以承受的生命損失。因此，要防止中美之間發生致命衝突，還需要其他因素：策略記憶、危機應對經驗以及數十年來建立的跨文化信任。

我們兩國現在有機會重建這些保障機制。雖然迄今為止，高層的語氣有所緩和，但這遠未制度化；精心維持的平衡可能並不穩固。如果北京和華盛頓錯失這次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機會，未來將無法維護各自的戰略利益。兩國祇有轉瞬即逝的時間來重新調整彼此的目標和對立方式。正如毛澤東在1963年1月的一首呼籲革命行動的詩歌中所說，也正如尼克森在1972年曆史性的訪華期間引用的那句名言所強調的美中接觸的緊迫性：“萬年太長了。把握今天，把握現在！

(第 2 篇)

木蘭　於　2026/2/17 上午 03:35:00 說：

在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從美中經濟戰開始.中國遭受哪些事情都說錯.新聞都怎麼看的?

他說的每一件事情.全部都不做.

貝森特說他不脫鉤.那是他的事.中方不做.

不是中國對美國敵對.是美國.

中美脫鉤是為了保護企業家

中國買美國大豆.美國幹什麼?攻打伊朗.抓委內瑞拉總統.搞阿根廷.軍售武器給台灣.

你們大家還要買美國大豆嗎?

只是會講屁話.真正遇到問都不是你們解決的.賠錢及經營困境.你們也沒事.無關痛癢.因為你們也沒有能力處理.

我看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