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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者： |
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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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6/14 上午 0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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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
全球貿易的真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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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中國操縱匯率如何扭曲世界經濟
布拉德·塞瑟和沙欣·瓦萊
2026年6月11日
七國集團峰會將於6月15日在法國埃維昂舉行。法國總統馬克宏力促各方廣泛認識到，貿易失衡加劇是全球經濟問題。然而，七國集團領導人很可能忽略造成這些失衡的最重要根源之一：亞洲主要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貨幣被低估。
這令人遺憾。人們越來越一致地認為，亞洲的貿易順差已經過大。但如果不討論貨幣低估問題，七國集團就很難採取實質措施來改變導致這些失衡的政策。 2021年，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人民幣貶值，有助於北京轉向出口導向成長。人民幣貶值使得中國商品對外國買家來說更便宜，而外國商品在中國則更貴。需求成長疲軟、人民幣貶值以及廣泛的產業補貼，導致中國的整體貿易順差自2018年以來增加了兩倍。此外，中國國有銀行和其他國家機構現在透過壓低人民幣匯率，人為地賦予中國出口商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
美國總統川普加徵關稅的目的是為了遏制中國出口的快速發展，但事與願違。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自行組裝零件直接出口到美國，而是將中間產品（通常是高科技零件）運往鄰國進行最終組裝，從而規避關稅。 為了維持本國出口競爭力並保障製造業工人的就業，許多中國鄰國不得不壓低本國貨幣匯率。事實上，其他幾種亞洲貨幣兌美元匯率已跌至歷史低點。
全球貿易失衡加劇，對歐洲和美國而言都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歐洲的汽車、化工、鋼鐵和工具機產業正處於所謂「第二次中國衝擊」的最前線。也因此，馬克宏將全球貿易失衡列為今年七國集團峰會的主要議題。然而，與美國一樣，歐洲仍不願將貨幣外交納入更廣泛的貿易討論。這是一種認知和政策上的盲點，有可能導致經濟政策協調失敗。只要這種情況持續下去，貿易失衡只會加劇。這種局面是不可持續的。七國集團必須讓北京做出選擇：要麼允許人民幣升值，要麼面臨新的貿易限制。
交易困境
巨額盈餘和巨額赤字都會造成金融風險和貿易緊張局勢。為了回應這些問題，七國集團財長發表了一份簡短的公報，該公報除了強調盈餘經濟體和赤字經濟體在減少持續存在的貿易失衡方面擁有「共同利益」外，幾乎沒有其他實質內容。但他們並未敦促中國改變匯率政策。此外，七國集團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發布另一份報告，不太可能說服北京放棄目前依賴出口來實現其無法僅靠內需支撐的增長目標的做法。中國智庫、官方媒體和官員仍然將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歸因於其在新興產業領域的比較優勢。
同時，美國似乎對旨在同時減少貿易順差和逆差的議程失去了興趣。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早先提出的全球經濟秩序重塑計劃，如今已消失在一系列承諾「建設性戰略穩定」的公報中。北京方面可能認為，這意味著華盛頓不會要求對現有的經濟政策做出重大改變。貝森特最初將財政赤字（目前再次回升至GDP的6%以上）降至3%的目標似乎也已落空。相反，美國政府正在慶祝人工智慧相關資本貨物進口的激增，而這很可能會進一步推高美國的貿易逆差。
在此背景下，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脫節現象：人們雖然認識到問題的日益嚴重，卻並未支持最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不同意識形態的經濟學家都 承認，中國的規模、技術水平以及其快速增長的出口與停滯不前的進口之間巨大的差距，對世界其他製造業強國構成了嚴峻挑戰。同樣，幾乎沒有人會質疑，依賴中國提供關鍵投入會造成重要的戰略和經濟脆弱性。事實上，華盛頓方面甚至勉強承認（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反應較弱），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與地方政府的補貼相結合的模式，在掌握和擴大尖端技術生產規模方面卓有成效。
然而，各方並未就結束貨幣嚴重低估的必要性達成共識——儘管結束貨幣嚴重低估是唯一能夠直接平衡全球貿易的政策舉措。國際經濟政策決策者似乎刻意迴避任何宏觀經濟協調或匯率政策的承諾，而是堅持合作應僅限於各國盡其所能地推行適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好像少了點什麼
過去五年，各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普遍認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或持續的影響。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發布的關於經濟失衡的報告所指出的，匯率波動會被國內物價水準的變動所抵銷。然而，大量實證研究卻恰恰相反：國內物價具有剛性，且變動緩慢。
在5月舉行的最近一次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這種對貨幣問題的忽視顯而易見。與會者甚至沒有承認人民幣日益被低估在中國近期出口表現優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樣，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各方也缺乏對中國資本管制如何使匯率成為北京直接控制的獨立政策工具的認識。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對中國經濟的評估報告中，完全沒有提及，更不用說分析國有銀行在維持人民幣匯率窄幅波動區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正是這一區間實際上讓中國央行得以控制人民幣的走勢。只有少數專家——以及真正的外匯交易員——才了解北京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首都用來維持貨幣深度低估的工具。
目前對貨幣問題的忽視與以往截然不同。二戰後的經濟學家們認識到貨幣與貿易平衡之間的關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但可調整匯率制度正是基於此原則建立的。 而且，貨幣波動對外部經濟調整至關重要的認識也持續了數十年。 1985年，隨著美國貿易逆差的急劇擴大，法國、日本、英國、美國和西德的代表齊聚紐約廣場飯店，商討解決方案。他們同意協調幹預外匯市場，並採取經濟政策削弱美元。這些措施成功地降低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儘管這有時被歸因於美國財政政策的同步收緊，但實際上，美元調整和財政調整是相互促進的。
匯率波動也是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貿易失衡的關鍵因素。例如，2002年至2005年間，人民幣與貶值的美元緊密掛鉤，即便北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大促進了中國出口。由此導致的貶值是中國貿易順差達到GDP的10%左右的關鍵原因——這是中國面臨的第一次衝擊。相反，2005年至2014年間人民幣實際升值40%是中國貿易順差回落至GDP的2%以下的重要原因。匯率至今仍然至關重要，並且對貿易平衡有著顯著的影響。
篡改數字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多個工業領域的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升穩步推進。這些發展通常應促使人民幣升值。然而，人民幣實際貶值幅度卻高達約1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15%的貶值幅度應使中國淨出口佔GDP的比重增加2%至2.5個百分點－與過去兩年GDP成長3個百分點的幅度相差不遠。
中國並非唯一一個貨幣被低估的亞洲國家。與美元和歐元相比，韓元的疲軟程度已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水準相當。儘管首爾的貿易順差創下歷史新高，韓元依然疲軟。 台灣近幾季晶片出口量龐大，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同時，本已疲軟的新台幣又貶值了5%。日圓經通膨調整後，匯率已跌至上世紀70年代初的低點。亞洲貨幣普遍疲軟是全球貿易順差高度集中於東亞的關鍵原因之一。亞洲貿易順差高達1.5兆美元，佔全球GDP的比重遠超過1945年以來的任何時期，也是全球經濟中唯一一個擁有如此巨額貿易順差的地區。亞洲貨幣的低估並非偶然。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央行幹預外匯市場和管理資本流動，以避免本國貨幣升值。 2025年，中國恢復了外匯購買，人為地壓低了人民幣匯率。同時，台灣方面成功找到了讓美元貶值的方法，即便晶片需求的成長已推動其貿易順差大幅增加。
今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了一個力度不足的政策方案，旨在減少全球失衡。 IMF並未呼籲亞洲國家貨幣升值。七國集團（G7）似乎也準備避免任何承諾，更遑論直接呼籲中國或亞洲引領大規模貨幣升值。 G7採取這種做法，既沒有為經濟政策協調留出任何實際空間，也沒有為向更廣泛的二十國集團（G20）施壓以採取行動奠定基礎。在某些方面，這可以理解。 G7的做法在政治上是權宜之計，因為它使該集團能夠避免討論匯率協調如何融入歐洲政策框架，也避免討論華盛頓在國內投資繁榮時期失控的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全球後果。但這種迴避的時機已經過去。 G7及其夥伴應該給中國一個明確的選擇：北京可以選擇面臨對其出口商品加徵的協調關稅，也可以選擇允許其貨幣協調升值——這對所有人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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