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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者： |
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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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0 下午 0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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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主外交政策的未來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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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辯論對2028年最為重要？
托馬斯·賴特
2026年11月3日
中期選舉標誌著民主黨2028年總統競選的開始。經過兩年對卡瑪拉·哈里斯在2024年大選中落敗的教訓的辯論，此次中期選舉有望成為幾代人以來關於民主黨未來政策（包括外交政策）最公開的角逐之一，同時也有望成為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 2029年的戰略環境預計將是冷戰高峰以來最為艱難險阻的。
因此，民主黨人必須儘早闡明其理念，並觀察這些理念在選民中以及在世界局勢發展趨勢下的表現。該黨通常分為兩大陣營：中間派，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關注戰略競爭、恢復美國國家實力和深化聯盟；以及進步派，他們提出更積極的議程，強調共同挑戰和全球合作。在許多方面，這種分歧已司空見慣。但隨著川普 第二任期繼續推動其顛覆二戰後全球秩序的計劃，各陣營內部的辯論至少與陣營間的分歧同等重要。
如果民主黨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分歧——包括國際秩序的未來、以色列問題、人工智慧問題、對華政策以及全球經濟問題——不由潛在候選人、前官員和知名思想家進行辯論，選民也不有機會在相互合理的選項中做出明智的選擇，那麼民主黨執政的第一年很可能陷入猶豫不決和內訌之中。因此，民主黨必須清楚了解自身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了解中間派和進步派的共同點，以及目前最尖銳的分歧。
拜登之後
自冷戰結束以來，三位民主黨總統都將某種形式的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儘管前總統喬·拜登的言論，尤其是那句標誌性的口號“美國回來了”，似乎暗示著要在川普之後恢復這一秩序，但拜登的執政方式卻並非如此。在我曾任職的拜登政府時期，與中國和俄羅斯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以及諸如新冠疫情等共同挑戰的出現，標誌著舊時代的外部格局正在瓦解，美國戰略必須做出重大調整。拜登將外交經濟政策從自由貿易和全球化轉向產業政策、韌性建設和技術領導地位，並且比他的民主黨 前任們對北京和莫斯科採取了更強硬的應對措施。
在反思拜登政府時，中間派人士正在積極辯論，未來的民主黨政府能否恢復並改革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還是美國必須適應長期的地緣政治動盪。目前，分歧更多地體現在對問題的診斷上，而非政策建議。所有人都贊成深化聯盟與夥伴關係、推動軍事現代化、完善國防工業基礎、加強威懾、應對全球公共衛生等跨國挑戰，以及對競爭對手採取務實的外交手段。
中間派人士也認同川普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實力和體制，儘管他們對美國的復甦能力仍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但大多數人也意識到，下一任民主黨總統在2029年接手的世界，與拜登在2021年接手的世界截然不同。贏得大選並不意味著川普主義的終結。 「美國優先」運動很可能仍將是共和黨內的主導力量，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將不得不防範美國外交政策在每次選舉中發生劇烈變化。即便民主黨總統能夠重建美國實力並修復受損體制，恢復國際社會對美國承諾持久性的信心將難上加難。
贏得選舉並不意味著川普主義的終結。
該黨進步派人士認為，過去25年來，美國外交政策機構不惜 一切代價追求美國霸權，最終走向失敗。他們認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設計和過往記錄上都存在嚴重缺陷，並指出華盛頓對「基於規則的秩序」的選擇性運用破壞了秩序本身。正如紐約州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所言：「在基於規則的秩序中，虛偽就是弱點。」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始終如一地貫徹其原則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即便這樣做會限制美國的行動。
以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為首的許多進步人士也認為，全球寡頭政治對民主構成威脅，並將國防、科技和金融領域的大企業視為腐敗體系的一部分。他們認為，企業利益驅動了過度的軍事開支、錯誤的干預行動以及一個偏袒跨國公司而非工人的全球經濟體系。
進步人士認為，過去兩年的動盪加速了多極世界秩序的形成，美國在其中扮演著重要但更有限的角色。進步思想家、前總統歐巴馬的國家安全副顧問本·羅茲認為，華盛頓應該「以非霸權者的身分重新參與世界事務」。美國人習慣將美國視為一股整體上的正義力量，即便美國動用了軍事力量，但進步人士指出，美國支持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以及川普政府在伊朗和委內瑞拉的行動，都顯示了乾涉主義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壞。許多人認為，美國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能發動戰爭——而且必須獲得國會授權，正如憲法所規定的那樣。他們也支持削減他們認為臃腫的國防預算，因為預算鼓勵總統在外交手段之外訴諸武力。
民主黨內部以及黨內各派系之間都出現了新的爭論。
大多數進步人士認為，對美國安全和繁榮的最大威脅日益是跨國威脅而非地緣政治威脅：正如桑德斯今年稍早所列舉的，失控的人工智慧、氣候變遷和日益擴大的不平等。他們認為，來自中國的威脅常常被誇大，而且利用現有能力即可實現威懾並保護美國利益，無需加劇緊張局勢。因此，大多數進步人士會優先考慮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北京）在應對生存挑戰方面開展合作，而不是相互競爭。
有一群思想家，通常與進步派陣營結盟，認同外交政策中的克制學派。他們傾向於認同中間派關於地緣政治核心地位的觀點，但希望減少美國在地緣政治中的參與。他們認為，華盛頓對軍事霸權的追求使國家過度擴張，使其不必要地捲入衝突和危機，因此他們支持採取更具選擇性的外交策略，聚焦於少數幾個至關重要的利益，減少海外承諾，並強調外交手段，即便這會導致一些與自身價值觀相悖的海外結果。
儘管世界觀存在差異，但中間派和進步派之間仍有許多共識。雙方都支持北約、歐盟以及華盛頓在印太地區的聯盟。雙方都希望對抗俄羅斯總統普丁並援助烏克蘭。雙方都反對伊朗戰爭，也都希望根除腐敗。然而，除了歷史上造成民主黨分裂的那些爭論之外，民主黨內部以及黨內各派系之間也正在不斷湧現新的辯論。
新事物帶來的衝擊
目前黨內最重要的辯論之一是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以及華盛頓在中東地區扮演的角色。這很可能是與拜登政府最顯著的分歧。許多民主黨人指責拜登在加薩戰爭中未能有效遏制以色列，一些拜登政府的前高級官員甚至承認他們本應做得更多。
許多中間派人士認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是以色列一系列損害美國利益的行動背後的推動力量，例如鼓吹對伊朗發動全面戰爭、在加沙過度使用武力以及破壞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他們建議美國相應地調整政策。他們認為，內塔尼亞胡的下台可能為更廣泛的區域解決方案創造契機，但華盛頓仍需對以色列施加壓力，以推動巴勒斯坦建國進程。例如，潛在的總統候選人拉姆·伊曼紐爾提出了一項地區倡議，即美國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以換取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全面承認以及與該地區建立更緊密的戰略和經濟聯繫。這項倡議將包括美國強烈反對以色列實際吞併西岸，並對暴力定居者以及建造或資助非法定居點的實體實施制裁。伊曼紐爾也將終止美國對以色列的國防補貼，使其與其他盟國一樣，以相同的條件購買武器。
其他中間派人士則走得更遠。拜登的前首席副國家安全顧問喬恩·費納主張，無論內塔尼亞胡是否下台，都應該對以色列施加持續壓力。費納最近在《紐約時報 》撰文指出，美國必須迫使以色列在「美以關係中不可替代的諸多益處」和「正在加劇兩國社會分裂的不可辯護的政策」之間做出選擇。這包括將佔領區與以色列本土區別對待，對參與定居點擴張的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以及將武器銷售與以色列遵守國際人道法掛鉤。
進步派人士普遍歡迎中間派在以色列議題上的改變。
如今，主張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民主黨民選官員寥寥無幾，但到2028年，一個強調美以聯盟價值並傾向於降低對以色列施壓的群體很可能依然存在。例如，這些中間派人士會像拜登政府一樣制裁暴力定居者，但可能不會將矛頭指向為新建定居點提供資金的銀行。如果新總理成功組成聯合政府，他們會給予其一定的信任。但如果內塔尼亞胡在美國總統初選期間繼續執政，他們的立場將難以維繫。
許多中間派人士希望減少美國在中東的軍事投入，但他們反對徹底撤出該地區。正如前副總統哈里斯的國家安全顧問菲利普·戈登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所言，美國應該「以更小的軍事存在、更多的外交手段、更多的替代方案和更多的合作夥伴來捍衛更核心的利益」。中間派人士在如何具體實現這一目標上存在分歧；有些人表示，如果與沙烏地阿拉伯簽署防禦條約是推動巴勒斯坦建國這一更廣泛進程的一部分，他們願意接受，而另一些人則希望 避免 新 的防禦承諾。少數持不同意見的中間派人士，特別是那些主要關注中國的人，認為中東如同流沙，阻礙了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他們更願意接受大幅削減駐軍。
進步派人士普遍歡迎中間派在以色列議題上的立場轉變，儘管許多人懷疑他們一旦掌權，是否真的會兌現承諾。他們傾向於認為，菲納支持對以色列施加更持續的壓力並加強與巴勒斯坦人的接觸，是 一個好的開始。但許多人更進一步。進步派內部的爭論焦點在於是否支持以色列獲得防禦性武器，例如「鐵穹」飛彈防禦系統，以及是否應該在民主黨政府上任第一天就承認巴勒斯坦建國，還是應該將其作為外交努力的最終目標。另一些人則傾向於更激進的變革。例如，進步派評論員彼得·貝納特認為，兩國方案已不再可行，進步派應該支持建立一個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猶太人享有平等權利的單一國家。一些進步派人士質疑以色列是否真的是盟友，並認為它對美國幾乎沒有任何貢獻。
人工智慧安全問題可能成為初選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更廣泛地說，進步人士越來越傾向美國從中東完全撤軍，並疏遠美國與其海灣盟友的關係。正如哈里斯的前副幕僚長邁克爾·福克斯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指出，“美國早就應該從中東撤軍，停止武裝違反美國和國際法的政府，並結束其作為地區秩序保障者的角色。”
以色列問題或許是民主黨內部最具爭議的分歧點，但並非唯一。人工智慧也已成為爭議的焦點，儘管雙方的立場並不涇渭分明。包括許多拜登政府官員在內的一群頗具影響力的中間派人士認為，人工智慧的益處與風險同樣具有顛覆性。他們認為，美國必須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勝出——他們經常以Mythos模型的網路能力為例——但同時也主張放緩人工智慧的發展速度，以確保模型的安全性，並控制其對經濟，特別是就業方面的影響。為此，他們主張加強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以便為「引領前沿發展」和監管領先的實驗室提供喘息空間。他們希望與盟友和夥伴就人工智慧議題達成共識（包括向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如澳洲和加拿大，分發人工智慧基礎設施），並與中國展開對話，以管控安全風險。
然而，拜登政府內部在如何與中國進行技術競爭的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這些分歧很可能在2028年大選中再次出現。拜登的財政部質疑出口管制能否阻止中國迎頭趕上，認為維持中國對美國技術的依賴將維持美國的談判籌碼，並阻止北京開發替代方案。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也持相同懷疑態度，她在2024年12月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試圖阻止中國是徒勞的”，投資美國工業產能比出口管制更為重要。其他一些中間派民主黨人，例如前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則認為美國和中國應該就人工智慧模型的凍結達成協議。
同時，進步派人士普遍不相信美國能夠贏得，甚至有必要贏得與中國的前沿科技競賽。少數人對這項技術持懷疑態度，認為前沿實驗室的說法不過是炒作，並相信現有的法律框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其進行管控。然而，其他人 則認為， 美國應該停止人工智慧的研發，暫停新建資料中心，對科技公司採取強硬立場，並與中國達成類似全面軍控協議的重大協議。桑德斯和加州眾議員羅·卡納都呼籲與北京達成一項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以限制潛在危險的人工智慧系統的研發，並明確地將其與冷戰時期的核武軍控相提並論。國會中的進步派議員大多投票支持對中國實施出口管制，但如果中國在新政府上任初期就威脅採取報復性升級措施，他們是否會恢復並加強這些管制，目前尚不清楚。
人工智慧安全議題可能成為初選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催生出超越傳統中間派和進步派分歧的新聯盟。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以及未來由人工智慧驅動的網路攻擊或失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意味著，在2028年大選前夕，這一問題仍將處於高度動態變化之中。
舊怨
民主黨內部及各派系之間長期存在的許多爭論 ，包括下一任民主黨總統將面臨的一些最重要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其中最主要的問題 是中國問題。
大多數中間派人士認為，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重大的戰略和經濟挑戰，他們相信中國在許多關鍵領域的技術和製造業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他們擔憂台灣問題可能引發戰爭，但認為如果美國恢復國家實力、深化聯盟、加強台灣的自衛能力和韌性、在必要時有選擇地反制中國，並透過高層外交為美台關係注入穩定性，戰爭是可以避免的——拜登政府將這種做法稱為「可控競爭」。他們正在積極討論如何擴大拜登時代的努力，尤其是在聯盟和出口管制方面，以及美國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加大競爭力度，才能既不損害外交，也不至於陷入對抗的漩渦。儘管大多數中間派人士都讚成拜登的某種形式的“可控競爭”策略，但該陣營中的一些人，例如曾在奧巴馬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瑞安·哈斯，警告說，“試圖恢復或對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的現狀進行小幅更新，或者為了展現表面上的實力而走得更遠，都是誤入歧途的。”
進步派人士認為，中間派的戰略競爭框架過於鷹派，而且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他們相信，華盛頓和北京在應對共同挑戰方面擁有共同利益，尤其是在人工智慧安全和氣候變遷方面，而緩和關係是可以實現的。有些人，包括曾 在拜登政府時期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人員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傑西卡·陳·韋斯，認為華盛頓應該通過深化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停止討論戰略競爭以及扶持 美國和中國國內的溫和派來實現這一目標。大多數進步派人士不建議迎合中國的地緣政治野心，但他們認為，華盛頓可以透過保持克制和開展高層外交來降低中國侵略的風險。在進步派人士看來，威懾比中間派人士認為的更容易實現，這既是因為美國現有的軍事力量足夠強大，也是因為中國不像俄羅斯那樣是一個咄咄逼人的修正主義國家。
進步人士內部對於中國帶來的經濟威脅有重大分歧。
關於中國的爭論與另一場關於對外經濟政策和貿易的爭論密切相關。拜登轉向產業政策和供應鏈韌性，部分原因是出於這樣一種信念：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需要美國政策進行根本性變革。許多中間派人士現在主張擴大產業政策的覆蓋範圍，使其涵蓋更多種類的關鍵產品，例如機器人技術。他們希望與歐洲結盟，共同因應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包括協調對新興技術徵收關稅和實施進口禁令，以及整合製造業力量以與北京競爭。有些人，例如前國家安全副顧問達利普·辛格，主張設立主權財富基金，以啟動對新技術的投資。他們對川普利用強制性經濟力量打壓盟友的做法感到不安，並正在製定一套包含適當保障措施的經濟治國方略。一些中間派人士希望讓盟友和夥伴更多地進入美國市場，但不是透過 定義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的廣泛的多邊協議，而是透過規模更小、更有針對性的協議。
進步派人士對中國帶來的經濟威脅有顯著分歧。左翼民選官員在對華貿易政策上與中間派人士的觀點非常相似。像卡納、桑德斯以及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這樣的議員也對去工業化和中國在先進製造業的主導地位感到擔憂，並支持採取更強硬的措施來應對北京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但進步派外交政策思想家通常對經濟對抗持更懷疑的態度，並傾向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有些人支持產業政策，但對主要圍繞與中國的競爭來制定產業政策感到不安。他們建議從其他方面推行產業政策，例如解決不平等或應對氣候變化，並認為美國和中國可以在全球經濟問題上合作，包括桑德斯提出的全球最低工資。
民主黨人對於如何處理川普對盟友和夥伴國加徵的關稅問題可能存在分歧，儘管很少有人公開談論此事。有些人認為，下一任總統應該將川普的關稅定性為對美國消費者不公平的徵稅，並立即單方面取消這些關稅。另一些人則可能傾向於保留部分關稅，以保護特定產業或將其作為財政收入來源，用於支持自身的國內優先事項。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下一屆政府應該在與盟友就涉及中國的經濟和技術問題達成共同立場進行快速談判的同時，取消這些關稅，這些問題包括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以及恢復對中國計算能力的出口管制。
對中國的不同看法也影響黨內關於氣候政策的爭論。進步派認為氣候議題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不應屈從於國家安全目標，因此優先考慮與中國合作，包括在電動車和清潔技術領域。然而，中間派則懷疑中國能否成為可靠的氣候合作夥伴，以國家安全為由反對中國電動車，並傾向與志同道合的小規模國家集團合作，認為這是推動清潔技術更可靠的途徑。
這種分歧 只是在如何最好地應對氣候變遷這一更深層分歧的一個面向。中間派傾向於認為，民主黨人應該將氣候議題與經濟承受能力、就業和能源安全聯繫起來，而不是將其視為執政議程的指導原則。他們支持投資清潔技術，儘管有些人對天然氣和他們認為能夠加快建設的許可變更持更開放的態度。進步派則認為支持清潔技術是必要的，但還不夠，他們呼籲制定減少石油和天然氣供應的政策。
想辦法解決
中間派與進步派之間的辯論遠不止政策分歧那麼簡單。它關乎美國如何才能實現和平與繁榮：是透過控制地緣政治競爭和國際秩序瓦解帶來的不穩定因素，還是透過合作克服地緣政治障礙。
如果民主黨在未來兩年內不公開、持續地進行這些辯論，那麼2029年民主黨總統就有可能重蹈吉米·卡特在1977年的覆轍。卡特接手的是一個尼克森-基辛格緩和框架日益受到考驗的國際環境。他的政府內部存在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主張對蘇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而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則強調外交和軍備控制。雙方陣營的激烈爭論屢屢阻礙卡特製定和實施一套連貫的對莫斯科戰略。
2029年若重蹈覆轍，後果可能更加嚴重。下一任總統將面臨聯盟關係緊張、中國對台灣施壓日益加劇、華盛頓的對手之間整合與合作不斷深化、以及伊朗和烏克蘭可能爆發的戰爭，更不用說未來兩年內可能出現的新危機。如果不能製定明確的施政綱領，美國決策可能會陷入癱瘓，而這恰恰是新政府最需要提供強有力的領導和方向的時候。
幸運的是，中間派和進步派有著相當多的共同點。他們都致力於重建美國實力的基礎，支持聯盟，支持烏克蘭的公正和平，認真對待跨國挑戰，並避免不必要的軍事幹預。他們或許無法在所有議題上達成全黨共識。但一場充滿活力、富有成效的黨內初選辯論，將使選民能夠做出明智的選擇，並確保下一屆政府的第一年能夠致力於落實願景，而不是糾纏於爭論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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