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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者： |
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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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
2026/11/11 上午 0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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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
美制衡中俄 難度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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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2026/11/08 22:52:08
文／編譯吳國卿
無論出自善意抑或惡劣的企圖，美國總統川普希望11月在深圳出席經濟論壇時，與中俄領導人舉行三方高峰會。
在最壞的假想情況下，川普與習近平可能共謀，迫使烏克蘭屈從普丁的奴役。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將開啟美、俄、中三國邁向一個漫長而必要的進程，以便最終達成核緩和。川普聲稱，他希望舉行這場三方峰會「主要不是為了烏克蘭」，而是「為了討論核武器與去核化」。讓我們姑且相信他的說法。
這樣的會談將如何進行？而川普又能從1970年代的一位西德總理汲取什麼教訓？
至少有三項發展，已使得美、俄、中三方的核談判變得迫在眉睫。第一，美俄的最後一項核武控制條約，今年已到期，但至今未推出任何正式的限制，能約束九個核武國家。
第二，過去，在美俄這兩個核武大國間，軍備控制是一個相對簡單的問題，但隨著中國大陸迅速趕上，如今已演變成複雜得多的「三體問題」（three-body problem）。此外，美國不得不假設，莫斯科與北京可能終有一天會聯合起來對抗華盛頓。第三，今日的軍備競賽不只牽涉核武數量，還關係到正在浮現的彈頭類型、載具系統以及作戰計畫。
戰術武器投資升級
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正日益擴大對戰術武器的投資。這些武器設計目的並非為了摧毀主要對手（即美國）的本土，而是試圖透過所謂的「有限」打擊，在台灣海峽或東歐等局部戰區，贏得傳統戰爭。
戰術核武之所以被認為特別危險，就是因為它們看似更具可用性，卻仍可能引發無法控制的升級，終至釀成毀滅世界的核戰爭。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冷戰後封存了幾乎所有戰術彈頭（只保留約100枚部署於歐洲盟國的基地）。
莫斯科退役的戰術核武較少，目前的數量與美國的比數約為10比1。更糟的是，普丁屢次揚言，要在烏克蘭使用這類武器。而大陸也一直在增加戰術核武，並藉此向美國釋放訊號：在涉及台灣的區域衝突中，大陸絕不會接受恐嚇或被打敗。作為回應，川普政府正考慮把美國的戰術核武部署在亞洲。
因此，一場新的軍備競賽已經拉開序幕，儘管川普不斷邀請習近平與普丁就此進行談判，而習近平加以拒絕。中國外交部上月表示：「現階段要求中國加入所謂的中美俄三邊核裁軍談判，既不公平、不合理，也不切實際。」
外交牽制核武不易
這種僵局促使華盛頓一些資深政策專家開始跳脫傳統思維，其中包括國務院資深官員威特（Joel Wit）。他告訴我：「依我所見，我們重新部署針對中國的戰術核武器，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承認，如果單方面採取這項作法，可能招致災難，因為「這些東西很危險」，然而如果「我們搭配軍備控制方案」，這項計畫就可能奏效。
威特表示，可供借鑑的模式，是北約在1979年採取的「雙軌決策」（dual-track decision）。該決策當時引發極大爭議，但最終取得成功。其主要構想者是當時的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儘管當時面對的政治反對，讓他所屬的政黨、國家甚至整個歐陸都付出高昂代價，但施密特在2015年去世前不久曾告訴我，他認為這是自己對和平做出的最大貢獻之一。
正如中國今日在亞洲部署更多戰術核武，蘇聯1970年代也在歐洲部署更多中程飛彈。這引發了信任與嚇阻的危機：沒有人相信，華盛頓會為了莫斯科對歐洲採取戰術打擊而報復蘇聯。
因此，施密特敦促美國和北約採取兩項行動：第一，華盛頓應部署更多搭載戰術核武的中程飛彈和巡弋飛彈在西歐；與此同時，美國應向克里姆林宮提議軍備控制談判，以禁止這個類別的武器。
該決策不但激怒莫斯科，也引發數百萬德國人和其他歐洲人的不滿，他們支持前半部分的部署計畫卻忽視後半部分的談判倡議，因而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到了1980年代初期，隨著美國開始部署飛彈而莫斯科毫不退讓，使該計畫一度瀕臨失敗。但緊接著是蘇聯新領導人戈巴契夫，同意與美國總統雷根展開會談。1987年（即施密特卸任總理五年後），美蘇兩國簽署了全面銷毀陸基中程飛彈的條約。
今日的局勢更為複雜，主要因為華盛頓的任何這類提議，都必須同時把北京與莫斯科推上談判桌，在理想情況下還應包括北韓和其他國家。但其中的道理仍然一樣：川普將一手拿著胡蘿蔔，一手握著大棒，同時強調當前的軍備競賽若持續下去，將變得極其荒謬。
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川普有膽量跨出充滿風險、卻前景光明的這一步。（作者Andreas Kluth是彭博資訊專欄作家，編譯吳國卿節譯，若要看更多彭博資訊專欄，請上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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